中国政治体制的大转折

r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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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以来，封疆大吏在地方坐大的例子屡见不鲜。明清尤甚，许多大员往往把持一省或数省军政，成为中央政府的心头大患；民国时期尤为突出，军阀们各镇一方，实际上形成了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割据状态。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先由零星的相互分散的根据地逐步发展而成为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的典型，首次改变了历史上各朝各代崛起的相同历程，这已经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说明中共的崛起，不仅在于顺承了千年国运的延续，更在于吸收了先进的国际进步因素。

　　但是在中共建国后，经过短暂地震荡（高、饶事件），这种良好的变革又一度回到了传统。政治局委员们集中在北京，只是通过到各地调研来了解、掌握情况，把握全国的发展。政治体制的先进性失去了光辉，并在随后发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体制跌入后退的深渊。

　　改革开放后，政治体制有了巨大的转变，其突出的特点是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并持续下来。但是，这种政治体制的局面只是政治局委员坐镇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实际上是政治体制的一种过渡形态。

　　十六大后，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的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俞振声出镇湖北，坐镇华中；王乐泉出镇新疆，坐镇西北；其它的政治局委员坐镇的地区虽未发生变化，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的政治体制已经十分明显，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政治体制的大转折。

　　这必须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来分析。目前，中国的经济区域或者说经济增长极已经显露雏形。

　　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毫无质疑，是公认的两大经济区域。另外则有环渤海经济发展圈的提法，基本上切合实际；关于东北振兴成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提法倒值得商榷。从日益成熟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来看，东北经济必然要结合到或者融进环渤海经济发展圈中；因为从辽宁沿海来看，完全可以成为广大的东北地区的出海口，并且可以顺势走向日、韩等东北亚地区；所以说广义的包括东北在内的环渤海经济发展圈是中国第三大经济区域应该正确。

　　再就是大西南、大西北，这两大区域都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充分的国际贸易潜力；中国已经与东盟签署了CAFTA，日前又闻要筹划中亚自由贸易区，可见这两大区域的重要性。 最后则是以华中为中心的广义上的纵深地区，这里离中国的每一处边界都很远，是真正的大后方，但是地理位置十分关键：九省通衢。连接东南西北。

　　适应六大经济区域的形成，也就完成了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的政治体制的大转折。这种大转折的益处非常之多、非常之巨。

　　一、可以有效地遏制地方大员的贪污腐化，起到整肃吏治，选拔人才的作用。当前来看，地方大员抗衡中央、威胁中央统治的情况自然不会再有；但是地方大员的贪污腐化却令中央头疼。每年都有大批量的地方大员纷纷落马，不能不让中共十分难堪。改变这种局面的一个良好尝试不外乎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来震慑，并且坐镇地方的政治局委员可以联系地方的中纪委委员，共同起到遏制地方大员贪污腐化的作用，并且可以就近选拔优秀人才和骨干。

　　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了中共核心内部对于省部级高级干部失去了某种信任，只能通过最高决策层的组成人员对地方和大区域加以控制。我们回顾这几年的反腐历程不难发现：有政治局委员坐镇的地方，反腐的大案、要案就少得多，甚至是没有，像上海、天津，哪有高官落马？但是政治局委员没有坐镇的地方就大不一样：湖南、云南、广西、江西等等，落马的全是高级干部。所以说，贪污腐化与政治局委员的震慑作用是直接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还真的需要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

　　二、可以有效地承担起指导、调整大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任。人民银行已按大区进行了重新划分，但是还不够，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形势。通过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不仅有权力，而且有决策所需的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指导、调整、协调大区域经济的发展就会切合实际。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也有着为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进行物质准备的含义。西部穷乡僻壤、地近荒芜、条件恶劣，自然达不到政治局委员坐镇的物质和生活要求。而国家提倡开发大西北、开发大西南后，几千亿资金投进去，条件自然改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也会大有改观。并且经济总量发展了，规模上去了，也就当然值得政治局委员坐镇于彼了。例如，新疆的大开发，云南昆明因世博会的大投资等等，都含有此意。

　　现在来看，只有大西南还没有政治局委员坐镇，但是很快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政治局委员“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南望，慑天狼。”

　　三、可以更充分地保障中共中央首脑的安全。

　　我们知道，朝鲜半岛局势一触即发，战火一旦燃起，北京不免“城门失火，池水遭殃”之苦。另外，对于北方的俄罗斯，中国也没有很好的防御地形，只有一片平原，俄罗斯快速反应部队在三天之内可以直达北京城下。所以，将北京设为首都，中共承担着极大的安全风险。这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了，很难立即解决，但是必然要通过逐步的运筹加以转化。

　　最安全的自然是华中的广大纵深腹地，目前有俞振声在此坐镇大力经营，局面自然大有改观。或者以后迁都于湘、鄂，亦未可知。

　　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自然可以分散中央的风险。比起全在北京，一个核弹全完蛋自然要安全的多了。由此可以推知，坐镇地方的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的分量，以及中共核心内部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也是筹谋周密的。

　　我们可以想象，北京对于俄罗斯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没有什么有利地形。但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中亚则相对安全得多了，在中亚的五国当中，谁有实力与中国抗衡？因此，王乐泉毫不犹豫地到了最前线，其实相对北京还要安全。

　　四、可以充分发挥大的经济区域的能量，拓宽国际贸易空间，加强国际区域合作，谋求国际安全和平衡。六大经济区域中，有五个区域有着漫长的边界线和广泛的国际贸易、国际区域贸易的巨大优势，自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有政治局委员坐镇经营，问题、信息都会十分及时、全面、实际，解决起来就有利的多，发展起来也会快得多，更容易抓住机遇。

　　另外就是国际安全。像萨达姆，一旦垮台，邻国都不敢去；设若中共遭遇不测，跑到哪里？邻国能去么？因此，经营地方成为在安全和发展因素下的必然选择。而最高决策层直接经营地方，更是最有力、最容易有效果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于中国的认识，一个是在发展上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一个是在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内部安全等安全方面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实际、更加有效。现在流行起来的“非传统安全”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中共对于安全问题的认识和理论的“冰山一角”，我们可以想象中共的理论宝库和智囊团的高深。

　　其实，历史上的王朝，在决策层内部都有着与外界极大的隐秘，现在也不会例外。

　　五、可以更有效地分散中共政治系统内部的竞争性风险。政治局委员都集中在北京，不用他们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他们的下属们说不定早就起摩擦、竞争了。分散开来，倒是避免内部竞争风险的有效途径，同时可以增加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可以使最高决策层的信息渠道更加畅通，更加全面、及时，最高决策层的政策传递更加有效、及时、准确。

　　一个方面，可以起到组织层次“扁平化”的效果，改变几千年的“高金字塔”的政治组织层次结构；另一个方面，是使最高领导者的出现有了更多的从基层出现的机会，优化了政治体制。使得最高决策层更能够代表、反映大区域的愿望，弥补了民主政治制度不足而不能反映地方或区域的愿望和意志的缺陷。从而最大可能地优化政治体制及结构，降低政治系统风险，稳定政权。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央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力求集中精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心和实际行动。

　　六、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政治局委员们到了地方，为中下级官员“下乡”开了先河，必然会鼓励青壮派“下基层”、“到边疆”，激起昂扬的进取精神，促进地方事务的处理、解决。

　　这里，我们不能不谈一谈坐镇地方的政治局委员们。他们的工作既有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内容，又有地方或者大区域的内容，还有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这对其能力和魄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于其工作给予了极高的期望。俞振声解决了报刊滥发行问题，张德江提出广义的“珠三角”，都体现了这一点。

　　另外，对于坐镇地方的政治局委员必然配备了阵容壮观的智囊团，于是，既形成了最高决策层在全国的网络分布，又形成了智囊团在全国的网络分布，从国家的核心首先形成了在全国家的网络分布，这在中国不能不说是政治体制的历史性转折和进步，在发达国家，也大致如此吧！

　　总之，虽然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的总体格局没有尽善尽美，还差着那么一点点儿，但是从目前政治局委员坐镇地方的格局来看，中共的政治体制已经完成了大转折，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有着极大的先进性、进步性，当然也具有极高的工作效率。改变了古往今来的政治体制，有着明显的科学性、优越性，是对政治体制的一种突破和有益的尝试。

wudadan

这都是些什么狗屁分析啊，真他妈的水

bangtang

是啊。。。像是共产党的枪手写的。而且是个很差劲的抢手

rul

是台湾人民得分析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