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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1-11 07: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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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961～1980年
3．4．1 Jane Jacobs于1961年发表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Jane Jacobs曾被规划师们称为“原版的穿着网球鞋的小老太（Original Little Old Lady in Tennis Shoes）”。而有的学者则毫不夸张的形容她这一本对美国当时的规划界是一次大地震。这些都归结于Jane Jacobs的书中对规划界一直奉行的最高原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她把城市中大面积绿地与犯罪率的提高联系到一起，把现代主义和柯布西埃推崇的现代城市的大尺度指责为对城市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的破坏。她批判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是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让政客和房地产商获利，让建筑师得意，而平民百姓都是旧城改造的牺牲品。在市中心的贫民窟被一片片地推平时，大量的城市无产者却被驱赶到了近郊区，在那里造起了一片片新的住宅区实际上是一片片的新的贫民窟。
3．4．2无论Jane Jacobs的观点正确与否，这是现代城市规划几十年来第一次被赤裸裸的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包括现代城市规划的一条条理念及其工作方法，也包括规划师的灵魂与钱袋，Jane Jacobs这位嫁给了建筑的新闻记者，作为一个“外行”，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作用。规划师在过去一直以自身的一套原则在工作，一直自诩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他们听到了外行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工作了。更重要的是，从专业理论的发展角度，规划师们过去集中讨论的是如何做好规划，而Jane Jacobs让规划师开始注意到是在为谁做规划。
3．4．3 整个1960,197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界对规划的社会学问题的关系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在作者收集的这20年发表的近百部重要规划文献中，有关规划的社会学讨论占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65年Paul Davidoff发表的《规划中的倡导与多元主义（Advocacy and p1uralism in Planning）》，及其在此之前的1962年与工Reiner合著的，发表于JAIP上的《规划选择理论（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Paul Davidoff在这两篇论文在当时的规划理论界取得了最高的荣誉。他对规划决策过程和文化模式的理论探讨，以及对规划中通过过程机制保证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尤其是弱势团体的利益的探索都在规划理论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3．4．4 除此之外，还有F.Robinovitz l967年的《政治、个性与规划（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Planning）》，Herbert.J.Gans l968年的《人民与规划（People and plans）》、1969年的《公共决策行为：规划文化（Community Design Behavior： The Culture of Planning）》，1969年A Skeffington的《人民与规划（公共参与委员会的报告）（People and P1anning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R.E.Pahl的《谁的城市（Whose City？ And Further Essays on Urban Society）》，N.Dennis的《人民与规划：桑德兰的房屋社会学（Peop1e and Planning：The Sociology of Housing in Sunderland）》和1972年0.Bell和T.Thywitt合编的一本《都市环境中人的认同（Human Ident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3．4．5 而J.Rawls在1972年比David Harvey早一年发表了《公正的理论（Theory of Justice）》在规划界第一次把规划公正的理论问题提到了论坛上。但是半年后的David Harvey的《社会公正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则把这个时代的规划社会学理论推向高潮，成为以后的城市规划师的必读书目。
3.4.6 1970年代后期，城市学中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掌门人Manuel Castells于1977年发表了《城市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正面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1978年，他又发表了专著《城市，阶级与权力（City，Class and Power）反映出60年代培养的一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在规划理论界开始占据了城市理论的制高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热血青年开始走向大学教授的岗位；另一方面，规划理论界开始摆脱Jane Jacobs对城市表象景观的市民式的谩骂，进入了针对这些表象之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质的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
3．4．7但是，对城市社会学的批判不能全面概括这20年城市规划理论的全貌，尤其是指导规划操作的理论。1960年到1970年的西方城市规划实践操作中的指导理论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系统、理性和控制论。
3．4．8规划的标准理论（Normative Theory）开始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是对上述规划的社会理论研究的直接反映。二战刚刚结束时Lewis Keeb1e曾经在1952年出版过《城乡规划的原则与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一书，经过十几年的实践，Keeble又在1969年出了新版。这是一本经典的规划设计教科书，在实践中则是操作手册。它是当时物质规划状况下的标准理论。但是同年的1969年，Brian McLoughlin也出版了一本代表了新时代的经典著作《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统探索（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A System Approach）》这本书中提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则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
3．4．9可以看出，1960到1970年代的规划理论中，“理性”是针对了规划过程的过程规划理论核心（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而“系统”针对的是规划中处理对象时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Substance）。
3．5 1981～1990年
3．5．1 如果说1960，197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在社会学方面是批判性的，那么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规划过程理论的理性内核和规划目的理论的系统内核。这时，规划在这三个前提下已经被看作一个理性决策过程（Rational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这似乎已经将规划的理论地位推到了最高峰了。
3．5．2 但是这种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并没有长时期地独占城市规划理论的论坛。 1977年A.J．Scott和S.T.Roweis首先发难，他们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杂志上发表了《理论与实践中的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A Reappraisal）》一文，针对大量计算机辅助的数理模型支持的理性分析，指出理性系统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内容虚无（Contentlessness）或者说是空洞（Emptiness），与其将当时的规划理性称为抽象的分析方案（Abstract Ana1ytical Concept），还不如直接将之称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Socio-historical Phenomenon）。紧接着的1979年，M.Camhis的《规划理论与哲学（P1anning Theory and Philosophy）》和M.J.Thomas的《A.Faludi的城市规划程序理论（The 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 of A.Faludi）》都对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责难。
3．5．3 而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商业机制远比规划官僚运作高效得多的角度，质责规划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威到底有什么？新马克思主义要求给予规划更多的控制的权力。
3．5．4 J.Friedmann对理性主义的规划理论的剖析成为当时理性主义规划理论和方法批判的经典著作。他早在1969年就开始发表此类文章。其他重要的文章还有：1980年H.S.Perloff的《规划工业后的城市（Planning the Post-industrial City）》、M. Carley《1980年代的理性技术（Rational Technique in the l980’s》、R Dunleavy的《城市政策分析：集体消费的政策（Urban Political Analysis: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1981年I.Bracken的《城市规划方法：研究与政策（Urban Planning Methods：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1982年C.Pairs编著的《规划理论的重要文献选读(Critical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1985年M.Breheny及A.Hooper的《规划中的理性：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理性作用的重要文献集（Rationality in Planning：Critical Essays on the Role of Rationality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对这一时期的批判性观点做了系统的总结。
3．5．5 80年代后期，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展示给人们一个多元的倾向，学者逐步摆脱了1960．1970年代期间以批判和总结理性主义为重点，规划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热点：
（1）关于城市及其空间发展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M.Gottdiener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D.Gregory与J.Urry合编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1986年Neil Smith的《中产阶级化，城市空间的前沿与重构（Gentrification the Frontier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1987年Robert Fishman的《中产阶级的乌托邦：郊迁化的兴衰（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an）》、1989年William H.Wilson的《城市美化运动（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等。
（2）重新出现的关于城市物质形态设计的研究文献。例如，1985年J.Brothie等编著的《论新技术对城市形态的未来的影响（The Future of Urban Form：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和Walter L.Greese的《美国景观的桂冠（The Crowning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 ）》。而1987年，Allan Jacobs与Donald Appleyard的《走向城市设计的宣言（Towards an Urban Design Manifesto）》影响很大，这本书不是单纯地采取了Mike Davis对城市环境的批判态度，而是以积极的态度确定城市设计的新目标：良好的都市生活、创造和保持城市肌理、再现城市的生命力。
（3）关于城市本身的意识形态和职业精神。其中最为著名的有David Harvey的《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这本著作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了规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地位、规划本身应有的意识形态。而1988年william H.Lucy发表的《美国规划协会的职业精神原则包含了简化了的规划理论（APA’s Ethical Principle Include Simplistic Planning Theories）》则揭示了规划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常出现的职业精神的缺乏，而过分简单化的理论，以一盖全的工作方法，都在此文中进行了讨论。
（4）对妇女在规划中的地位，作用和特征的讨论。这方面的文献都是大量集中在1992年上下发表的。例如，在1992年同年发表Marsha Ritzdorf的《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女权思想（Feminist Thought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lanning）》、Helen Liggett的《认识女性／规划理论（Knowing Women／Planning Theory）》、Susan S.Fainstein的《在不同声音中的规划（Planning in a Different Voice）》、Beih M.Milroy的《关于差异与多无主义的一些思考（Some Thoughts About Difference and Pluralism）、Leonie Sandercock和Ann Forsvth的《女权理论与规划理论：认识论上的关联（Feminist Theory and Planning Theorg：Epistemological Linkages）》。最后， John Friedmann也加入了女权主义规划理论的讨论，发表了《女权主义与规划理论：认识论的联系（Feminist and Planning Theories： The Epistemological Connections）》，他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女权主义对规划理论的重要贡献，一是性别问题相对于社会夫系中的个人职业精神（Ethics）更讲社会的联系和竞争的公平，二是女权主义的方法论中强调差异性和共识性，挑战了传统规划中的客观决定论，使规划实践中的权力更加平等。
（5）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论研究，这部分中有较大影响的文献有1987年A.Faludi发表的《以决策为中心观点的环境规划（A Decision-Centred View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1988年R.Erhman的《规划：更明确的战略与环境规划（Planning：Clearer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s）》、 1 992年M.Breheny编著的《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形态（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ban Form）》， 1993年A.Blowers编著的《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而规划（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其中，同年Matt Ridley和Bobbi S.Low则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本质的社会意识联系起来，显示了其思想的力度《自私能拯救环境吗？（Can Selfishness Save the Environment）》。这样的环境学与社会学的切入远比一般茫茫地谈环境的可持续性的理论框架高明得多，也深刻得多，除此之外，这一方面近期有影响的文献还有1995年H.Barton等著的《可持续的人居：为规划师,设计师和开发商所写的导论（Sustainable Settlements :A Guide for Planners, Designers and Developers）》。同年，H.Liggeii和D.C.Pezzy合编的《专家与环境规划（Experts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1996年S.Buckingham和B.Evans的《环境规划与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同年的M.Jenks等合写的《集约型城市：一种可持续的都市形式？（The Compact City：A Sustainable Urban 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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