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新建筑：我很先锋、我很富有、我很奇怪

rul

黄集伟 来源：www.huangjiwei.com
--------------------------------------------------------------------------------
http://www.huangjiwei.com/doc.asp?ArticleID=342&ArticlePage=1
很多年前我办过一件傻事——替一个朋友到交道口一带找一个大户人家的遗址。我找了一上午，没找到。在办这件傻事之前，我还干了件聪明事：随身携带张清常教授撰写的《北京的胡同》……而最后，“救”了我正是这本书。我按照书中提示的内容，找到已更名多年的那条老胡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那个大户人家的后人。从交道口西口进，向东一直到南工匠营胡同，我整整走了两站地，可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如果没有张清常先生的书，我就是再走两个来回，依旧一无所获。
在那次意外获“救”很长时间后，我才明白，我的“获救”纯属偶然。而必然的是，随着北京市政建设的不断升级、不断接轨、不断拓展，将有越来越多的“遗址”永远消失。其中原因，不光因为“拆旧”与“建新”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命题，而且还因为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都里，重要的东西太多了，以致于那些略显微小的东西不再可能有人有力量、有能力以审慎的目光去衡量、去评价……在一个以速度为业绩的匆忙年代，被认定为小小不然的东西车载斗量。
一九九九年我采访台湾漫画家朱德庸时曾顺便说到台北建筑。出乎我意料的是，朱先生对台北建筑大加挞伐。在他的评价性描述中有两个给我印象最深——一是他说，因为到处都是那种外表贴着瓷砖的建筑，所以街道看上去似乎一街的公共厕所；二是他说，事实上今天抹上去的水泥与二十年、三十年前抹上去的水泥完全不同——因为在那个二十年前抹上去的水泥中，已融合了风雨雷电、岁月风云，那是不可能做假的，就算给水泥发奖金也没用，岁月之痕怎么可能听从人类的调遣？
由此，也便可以解释为什么老照片一类的图书能持续多年热销不衰，并最终成为一个品牌。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原因之一即在于它们展现出了历史的时间线索——那些经由各种途径被发现的老照片之所以被青睐、被拥护、被珍惜、被心疼，是因为速成般的现代人们经由那一张张泛黄老照片，找到了了解历史、前辈、祖父、祖母、外婆乃至表姐、三姨妈、四叔的一个路径。经由如此路径，遗忘的门被打开，遗失的记忆被唤醒，被封存的沧海桑田也一一被时间线索的纤绳打捞而出……
说到“一百个不该在北京生活的理由”，作者陈冠中先生一肚子矛盾。他给北京以极大的宽容，可他仍说：“更有些理由直让你想立即撤，如沙漠化，沙尘暴，脏，空气不好，干到触电，干坏皮肤，缺水，塞车塞车塞车，开车的人没有小路让大路的路权概念，出租车司机不认路但会绕路，出租车特窄特脏（我干嘛老说出租车），晚上街道暗——就算自称中央商业区的朝阳区也暗，有闷棍匪，少通宵便利店，东西粗糙，到处都在拆，不该拆也拆，整北京像个大地盘，房价比上海还贵，契税高，买房政策为难外地人，建筑没意思，没有像样的老洋房，旧民房特破，九十年代还戴古装大帽子，新完成的地标建筑又土又大，真不知道容积率怎么搞下来——这点京不如沪，甚至不及近年的鹏城和穗”……
假使需要逐一探究陈君之北京印象，写出十本八本的专著，想来没问题，但我想，陈君对北京矛盾、惶惑、无奈至深的感慨，至少与北京城市建设正越来越缺少时间线索关系密切。就说北京城区，仅仅有一百年的颐和园、三百年的雍和宫、五百年的天坛或六百年长城，显然远远不够。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千年古都的所有路标、站牌、树木、公厕、水泥路、羊肠小径、店铺、店招、户外广告、门牌、道路名称等等一概与时俱进、日新月异乃至与国际接轨后，所谓“千年古都”的概念本身事实上已被完全抽空。
论及一个古老城市的时间线索，建筑学者王澍说：“城市化的进程是难免的，但是不要毁掉太多本来有的东西。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城市的多义正是其魅力所在，但现在统统表达一个单一的意思——我很先锋、我很富有、我很奇怪。我觉得一个城市里，应该坚持有不一样的声音在。一个有年头的城市里，应该有不同的时间线索。我们总说自己拥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些历史应该都在眼前。但是，我们现在以缩短时间为代价，制造虚假的东西，迅速向现代世界靠拢”……
王君所谓一个城市中的“不一样的声音”，即诸如“路标、站牌、树木、公厕、水泥路、羊肠小径、店铺、店招”之类的“时间细节”。事实上，从理念上说，谁都反对那种所谓“毁灭性的开发”或“破坏性的建设”，可在实际操作中，那种无知、混沌、全无审慎与迟疑的“建设”几乎分分秒秒在发生。王澍说：“我是一个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人，只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这句似乎波澜不惊的话事实上绝望至深，因为关于十六、十七世纪北京的事实上早已沉进时间空洞，万劫不复。就一个城市而言，有比一个建筑师的心酸更大的悲哀？那种无知、混沌、全无审慎与迟疑的“建设”几乎分分秒秒在发生。王澍说：“我是一个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人，只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这句似乎波澜不惊的话事实上绝望至深，因为关于十六、十七世纪北京的事实上早已沉进时间空洞，万劫不复。就一个城市而言，有比一个建筑师的心酸更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