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环退休内幕（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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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官正，一位没有派系色彩的人物，经李瑞环推荐、尉健行提议担任中纪委书记。这比起七人格局时由罗干来担任这一职务显得公平一些。作为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将前所未有地掌握最重要的举报材料，问题是吴官正能否真正顶住来自各方面压力，坚持秉公办案，继续追踪并深挖那些仍然在中纪委挂号、曝光或尚未曝光的大案要案。比如，尚未结案的远华案（涉嫌贾庆林家族）、举报原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涉嫌江泽民家族）案、尚未深挖的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案（涉嫌李鹏家族）、尚未深挖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涉嫌江泽民家族）案、尚未深挖的原山东泰安（涉及姜春云家族）案，还有对现任一些省委书记、省部长的举报，等等。我相信，吴官正本人能够保持廉洁，但是，他不可能独自受理上述那些挠头的案子，即使有胡锦涛支持，他仍然势单力薄。在他的任期，反腐败仍然将沿袭现行做法，很大程度上成为一方攻击另一方的政治武器。 罗干，作为在政法系统苦心经营了15年的铁腕人物，他是现任政治局常委中象曾庆红那般极富权势者，他已经将政法系统打造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罗干王国，这也是李鹏退休后的最大本钱。在确认李瑞环退休、常委会扩大以后，新的常委会分工进行重新调整，中纪委与政法系统被剥离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党内资历，江泽民试图提名罗干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被李鹏断然拒绝了。对李鹏来说，让罗干晋升政治局常委并掌控全国的政法系统比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中纪委书记的职务重要得多。

可以断定，只要罗干把持著中国政法系统，“六四”惨案不可能得以昭雪。在李瑞环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以后，即使胡锦涛、曾庆红联手，也不可能在“六四”问题上有突破性进展。更关键的是，罗干掌握著中国最神秘、最紧要的国家安全系统，任何敏感、重要的情报都必须报告他并由他拍板决定。鉴于这一系统的极其特殊性，最重要官员的任命根本勿需中央组织部考察，只由罗干并总书记两人批准即可。 鉴于对上述五位最富实权者的剖析，再结合吴邦国、贾庆林、黄菊、李长春四位并不享有真正实权者的个人特征。对这样一个班子，指望它在中国进行任何重要的改革、尤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这个班子中我们找不到一个深具资历、富有威望、胆略过人、勇于革新的人，纵使曾庆红足智多谋，但他的资历、威望尚不足以在最近几年内成大事。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角度设想，李瑞环的退休的确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巨大损失，因为他的退休，至少使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步伐被推迟了五年。

可曾设想，如果李瑞环留任，他极可能与曾庆红联合起来，团结或促使胡锦涛在中国政治民主化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李瑞环退休后，曾庆红虽有雄心却是孤掌难鸣，更妙的是，江泽民将政治局常委会由七人增至九人，比原先的七人格局更多了稳健色彩，这似乎就是为了预防今后五年中国进行激进改革的。 （未完待续）

对江泽民、李鹏来说，稳定似乎是今后五年中国进一步保持经济发展的唯一重要的法宝，也是他们试图想在退休后安度晚年、维持影响力的唯一保障。 展望今后五年 那末，今后五年真的会如江泽民李鹏期待的那样，只要稳健地继续推进现有的政策就能保持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安康？答案很可能是相反的。 中国的改革到了今天剩下的是越来越难啃的骨头。经过23年的开放改革，社会分层泾渭分明，地区差别清晰可见，私营企业已成中国的大半辟江山，外资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抢滩中国最能积聚财富的地区，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正逐渐由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往群体方向集合，而官员们的贪渎胃口则越来越大。

最值得正视的社会现象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千百万打工者正由原先对自身地位的默认到感觉到这个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数百万下岗工人则为他们无著的生计漫无目的地寻找著生存的出路，所有这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现在就象一股股四外奔流的小小溪流，但小溪总将逐渐汇合成汹涌大河。现在，政府对待这一弱势群体的唯一办法是消防队作法，那里起火了，就往那里扑火。 从2001年的石家庄爆炸案、到今年的大连空难案、南京投毒案，据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内部掌握的数字，短短一年半时间，中国出现的恶性报复行凶伤人事件达到62000多件，其中约28是针对党政官员、厂长经理的。这一数字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数字，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数字，这意味著构成今日中国社会最大威胁的既不是所谓的“法轮功”、“民运分子”，也不是所谓的“疆独”、“藏独”组织，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所标榜的最广大的无产阶级。五十三年前，中国的工人、农民帮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五十三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变换著各种不同的手法向广大工人、农民索取著，今天，当江泽民们企图进一步将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边缘化的时候，沦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工人、农民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力量。

放眼今日中国，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已如星星之火遍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独缺引发燃烧的导火线了。而最可能成为导火线的则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事件的发生。很难想象，如果发生类似1989年胡耀帮去世事件，北京的社会秩序还会那么井然有序？进入城市的青年农民、一肚子怨气的失业工人，还会象1 989年那样不凑个热闹？掐指历数今日的太子们，比起13年前来是更肥更壮、也更易招惹众怒了。听听今天北京市民在说什么？“比起贾庆林，我反倒喜欢起陈希同了。” 力求表面的稳定，营造虚假的繁荣，只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动荡、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致命的内伤。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是清晰的。

继续现行的路子，一党专政，继续控制新闻舆论，继续用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对付任何异已力量，貌视稳定，实质上却包含著极大的风险，一旦出现突发性政治事件，针对大规模的动荡局势，被动地收拾局面可是真要动刀动枪、伤筋动骨的；唯一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可行办法是，依法治国，真正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宪法》之下，确保政治清明；化被动为主动，尽快开启政治体制革新，真正做到党政分开；本著有错必纠的原则，尽快解决积压众多的历史欠债；尽快促使新闻舆论多元化，让人民有表达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允许各级工会组织特别是基层工会组织有更大的独立空间真正为工人阶级代言，而不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工具；真正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真正做到每一位公民有充分表达集会、游行、言论的自由。中国社会的和平演变，是世界对中国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期待，也是中国人民走向自由、民主、富强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