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热闹"过火" <英雄>面临四大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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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网讯 虽然张艺谋的新片《英雄》至今仍未正式与观众见面，但“英雄一出，谁与争锋？”一语却已在国内影坛上弥漫了将近两年。

看过这部影片的记者对这份“过火”的热闹不以为然。《英雄》的确是一部成功的商业影片。它有大师级的导演、摄影师及实力非凡的创作阵容，有华语影坛上最顶级的演员加盟演出，有高达3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让国内普通娱乐电影无法望其项背。但一切或许只能到此为止，如果还要继续将其封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巅峰之作”、将它视为“中国电影的救命稻草”和“冲击世界影坛新的出路”，未免就言过其实了。

　　冷眼看《英雄》，不难发现，这部号称“新武侠”的电影作品，不仅在风格、手法上与张艺谋此前的影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一脉相承，而且，在其中的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徐克的《新龙门客栈》、陈凯歌的《刺秦》和李安的《卧虎藏龙》等同类电影的阴影更是挥之不去。

　　更为要命的是，拍摄武侠片很可能是张艺谋的一个急功近利的想法，因为以当前华语电影的水平与基础，能够冲击欧美主流电影市场的也惟靠噱头十足的武侠片。对张艺谋来说，无论他在《英雄》中玩出多少花样，都难以走出“拾人牙慧”的命运。 　



　
　■尴尬之一：刺不死的秦王

　　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对荆轲都情有独钟。周晓文的《秦颂》，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张艺谋的《英雄》，都将荆轲刺杀秦王作为自己电影故事的基本情节。

　　如果单纯就一部历史影片而言，荆轲与秦王的故事无疑是一个好题材，周晓文的《秦颂》和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都对这个故事做了独到的阐释和表达。

　　但很明显，张艺谋的《英雄》不是历史电影，他只想找一个故事载体展示自己的“英雄故事”。但是，“荆轲刺秦王”这一历史事件与当代仍有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无论怎么改，张艺谋总不敢让荆轲把秦王刺死吧？”可见，这样有着历史定论的题材，让影片缺少了有关最终结果的悬念，这对武侠作品所需要的自由发挥形成一个极大的束缚。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心一直在大陆，而武侠小说泰斗却出在香港的一个原因。 　　

　　■尴尬之二： 审判“糟粕”，却代之以“奴性”

　　事实也证明，有关题材选择的确影响了影片的主题。有评论家指出：在《英雄》花样百出的商业包装之下，其实怀揣着一个很“王道”的野心，即审判此前所有武侠电影大致共同宣扬的江湖情义、快意恩仇之类的精神“糟粕”，代之以一个“天下和平”的崇高愿望。“这个愿望别有意味，但也可以说是更加‘糟粕’。或者说，在《英雄》对传统‘刺客侠士’那种居高临下、自命不凡的审判中，我隐约看到了一种奴性的伸张和复辟。这是本人对这个片子充满藐视的原因———刺客残剑和无名在秦王束手就擒之际放弃行刺，其理由是他们发现秦王是一位‘胸怀天下、可以一统八荒’的真英雄，也就是真命天子，于是他们不干了，因为‘和平高于一切’，于是他们‘牺牲小我’，一个自愿受王法处死，一个与情侣自相残杀，都像烈士一样成全了我们那位始皇帝的千秋伟业。”

　　这位作者更指出：“我一直认为，张艺谋电影中有一种深沉的奴性，它来自于中国农民普遍的恋土情结。拥有这种情结，使张艺谋不自觉地以土地和土地的主宰者的立场来理解天下，而难以表达那种四海为家、藐视皇权的侠义精神。”

　　这一批评，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较为深刻地指出了《英雄》内在的、本质上的缺陷。但这个缺陷却几乎是张艺谋及《英雄》一开始就无法弥补和超越的。这除了与题材现实禁忌有关外，武侠片自身的“境遇”也限制着创作者发挥。仅在金庸的系列武侠小说中，就经历了从“快意恩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直到“无招胜有招”、“沧海一声笑”的至高境界，而香港武侠电影中的“侠义精神”，也在上世纪90年代完成了这一升华。张艺谋这样的“武侠界的后来者”，无论如何阐释侠义精神，如何重新策划包装，都难以摆脱前人的阴影。 　　

　　■尴尬之三： 为超越自我而“拾人牙慧”

　　张艺谋进入影坛之后，就一直以强烈的历史感，表达对历史、社会与现实的关怀，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对于武侠片这样超历史、超现实、超文化的作品，张艺谋并非一如既往的老练。在对这一题材的把握上，张艺谋显然无法摆脱前人的影响。在影片《英雄》中，充斥着大量的缺乏消化模仿的痕迹。

　　不少评论者认为，《英雄》中既有几处像黑泽明的《乱》，有几处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还有几处像陈凯歌的《刺秦》，甚至还能看到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的影子。此外，虽然张艺谋和他的团队一再声称《英雄》的创意早在《卧虎藏龙》之前，但刺客们从戈壁到九寨沟的行军路线还是和李安的人马如出一辙（李安从戈壁去了黄山），而《卧虎藏龙》中章子怡和周润发那场竹林之巅的角逐，到《英雄》这里换成了枫林之巅的较量，除了叶子的颜色由翠绿变成金黄，简直就是翻版。

　　对于影片的结构，更有人指出，《英雄》是对黑泽明《罗生门》的叙事结构的模仿，即秦王与刺客无名各执一词，展开两个版本的故事，最后再道出真相。“但《英雄》有点生硬和造作。《罗生门》的叙事结构其实是主题性的，用以表达人心的壁垒；而《英雄》则有点像两个孩子煞有介事地互相哄骗的游戏。” 　　

　　■尴尬之四： 迎合观众而虚构“文化传统”

　　无论《红高粱》、《菊豆》，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的电影都遭遇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命运。他也受到“用民族的丑恶迎合西方观众”的批评。这种批评当然有悖事实，但张艺谋电影对传统及民族文化的虚构和夸大却是事实。在影片《英雄》中，这种痕迹也很明显。

　　《英雄》一开始就是为西方观众量身打造的。在中国现代叙事艺术中，故事和人物一直是观众欣赏的焦点。而西方观众往往将视听冲击视为欣赏电影的主要目的。因此，在《英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以概念化了的场景、画面和音乐，频频冲击观众的视听感官。充满寓意的大色块的红绿蓝白的四个段落，贴着中国文化标签的围棋、古琴、书法、武术、侠义、历史；张曼玉、章子怡仙袂飘飘；梁朝伟俊朗深沉，一副悲天悯人志士面孔；陈道明君临天下、大气磅礴，影片极尽所能地渲染、虚构出所谓的东方魅力。故事和人物都退到了边缘，概念和形式成为影片的中心。

　　为了突出自己风格和“东方概念”，《英雄》将角色脸谱化、符号化。为了突出这一生造的“英雄”概念，“以致君王不像君王，刺客不像刺客，从刺客到君王都失去人性、人情和人味”。拿《英雄》与它的“母本”《史记卷八十六·刺客》相比较，《史记》用了3000字左右的篇幅描述了“荆轲刺秦”的前因后果及过程，虽简短概括，却故事生动；从太子丹、荆轲到秦始皇，人人性格鲜明。

　　其实，过于强调风格化而忽视影片人物、故事等基本要素，是张艺谋前期电影的主要弊病。从《有话好好说》开始，张艺谋转向了对现实、对事件本身的关注，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他此次对风格追求的“回归”，明显带有迎合外国市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