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思想启蒙——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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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着笑着骂着唱着走过来

新时期的思想启蒙

本刊特别企划——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

　　有人说它掀开了八十年代中国的扉页，是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象征；还有人干脆说它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的思想启蒙……

　　它曾一度被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成功范例广为宣传；也曾险些被当作“精神污染”的糟糕典型进行清算……

　　它曾让当年的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百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没齿不忘……

　　它是中国期刊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传奇；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阕回声不断的绝唱……



本刊首度披露“潘晓讨论”始末

新时期的思想启蒙

——纪念“潘晓讨论”20周年

文/彭明榜

　　20年前的五月，人们翻开这期《中国青年》，就如翻开了一片电场、一声惊雷、一阵震撼……

　　我敢断定，今天仍有上百万的人珍藏着这期杂志！因为珍藏它，是珍藏一页最激动自己的青春，是珍藏一份刻骨铭心的共鸣，是珍藏一段惊涛拍岸的心旅。

　　这期杂志就是《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期杂志的封面：纯洁的蓝天下一枝白玉兰春意盎然地盛开，一只蜜蜂在花瓣上飞舞，除了刊名和刊期，并没有现今惯于罗列的“要目”和“导读”，看上去特别地干净和素雅……

　　我翻开了这蓝天下盛开着白玉兰的干净素雅的封面，我知道这封面下是我将要追溯的一部历史的源头。而20年前的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的！翻开这个封面，他们就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声惊雷、一阵震撼……

　　那片电场、那声惊雷、那阵震撼就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是一封饱含着人生经历的痛苦和创伤的信，那交织其中的沉重、幽怨、郁闷、诚挚和激愤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令人动容——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巴尔扎克……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编辑同志……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

　　今天的人们在读到这封信时，或许已不以为奇。毕竟20年了，人已经是全新的一代人，时代已经是经过改革开放大大前进了的时代。信中讲述的经历和创痛已经属于“昨天的故事”，信中关于人生的种种困惑和想法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这封信大胆直言毫无隐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

　　但是，时光倒回20年，在那个炎热的五月里，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人们，在不经意地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能不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我读到了大量的类似的字眼。当年的读者们就是用这些词汇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直接感受。

　　他们不可能不感到触电，不可能不感到有炸弹在心里爆炸，不可能不流泪，甚至不可能不感到恐惧。因为这封信太真实了。在此之前的报刊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真实的东西。它的痛苦、它的对此前说教式的教育的控诉、它的对那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人生观念的胆大妄为的挑战和颠覆、它的对一直被压抑的自我价值的呼唤和呐喊……都让人们震撼，同时也使人们感到了一种宣泄的快感。而且，因为这封信，他们心底里的某些东西正轰然崩塌，以前一直蛰伏着的某些东西又被猛烈地震醒……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潘晓的信真是编辑部“编”的吗？黄晓菊和潘（礻韦）两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怎么变成的“潘晓”？《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

　　20年来，对于“潘晓”这封信的“出世”，一直可谓云遮雾绕。

　　它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的，但它真是偶然的读者来信吗？后来又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官方说法，说它是《中国青年》编辑部“编”的，它真是编辑部凭空“编”的吗？黄晓菊和潘（礻韦）两个毫不相干的人怎么变成的“潘晓”？《中国青年》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封石破天惊的来信？

　　20年后的三月里，我走进了一个个已多年没人打开过的档案袋，走进一个个直接当事人想说不想说的记忆……

　　还是回到20年前吧。那年年初，女编辑马丽珍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编委会安排她准备主持一个题为“怎样看待讲实惠？”的讨论。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有效方式。头一年，《中国青年》刚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立即部署开展下一场讨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此问题所阐述的观点有相当深度，而且具有一定代表性，正好可以作为开展讨论的基础。于是，讨论“讲实惠”被作为一个选题定了下来。但是，在真正着手做准备的过程中，马丽珍越来越感到难度很大，不好引导。那时领导干部的特殊化正是群众议论的一个热点，而讨论“讲实惠”很容易就会牵扯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经过一番考虑，她想推翻这个选题。但要推翻这个选题，就必须要提出新的选题。一天，她突然想到自己的抽屉里有一摞信，共35封。那是她在一个下午到群工部看信的两小时中挑出来的，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其中一封讲述自己不断追求并引用了屈原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信尤其给她留下了印象。当时她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就专门收起来放在了抽屉里。这一下，这些信果然派上了用场。

　　现在中国妇女报社任副社长的马丽珍对她正式向总编辑关志豪提议开展人生观讨论的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我：“那时候我们在三里屯南30楼一单元办公，老关和我都住三单元。那天下午下班后，我和老关一道回家。就在从一单元到三单元的路上，我向他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他让我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我把信给了他。第二天，他就同意了。”

　　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但怎样破题、如何着手还是未知数。思教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作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二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都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通过调研，她们更深地感到，十年动乱给青年造成了深重的心灵创伤，青年旧有的真诚和信仰被雪崩样冲毁了，而新的信仰还在社会生活中艰难孕育，这时候开展人生观讨论，正是青年重建信仰的时代呼唤。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去开一次座谈会。经济学院的团委书记李庆＆向她俩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礻韦）。李书记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礻韦）单独交谈。

　　或许是因为这次谈话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吧，潘（礻韦）对这一天的准确日期记得特别清楚。现已年过不惑、应邀在“中华英才网”上主持“老潘信箱”栏目的他一开口就告诉我：“那天是1980年4月7日！”那天，他和马丽珍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开始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说的话也很极端，把社会说得很阴暗，说话时手都在颤抖。他告诉马丽珍，他的父母在青海支边，他五六岁时就被留在了北京的姨妈家，从小就遭白眼，长大点后他跟姨妈闹翻了，自从考上大学，就再也不回家，过年时也一个人留在学校。在1979年春节，整个学生宿舍只有他的窗口亮着灯光，像是一只鬼眼，而校园外却是爆竹连连，他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了愿意，并答应写稿。由于同情他缺乏家庭温暖，谈完话时，马丽珍邀请他星期天去她家做客。后来他真的去了马丽珍家，受到了热情接待。

　　不久，黄晓菊、潘（礻韦）的稿子分别交到了编辑部。两相比较，潘（礻韦）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了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经过很多周折，我终于和现在复旦大学人口所任教的马笑冬取得了联系。马笑冬1988年出国，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刚回到国内。在电话里，她告诉我，她看了黄晓菊的稿子，就在心里说：“我的天哪，我们怎么讨论呀？”她尤其被“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那一段惊得目瞪口呆。她说她真没想到，黄晓菊能有这样好的感悟力。所以，在编辑这篇稿子的时候，她想的时间要比黄晓菊想的多得多。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从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是原文，潘（礻韦）的一些话也揉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她从黄晓菊和潘（礻韦）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因为觉得念起来挺顺，就这样定了。至于这个名字正好是“盼晓”的谐音，纯粹是一种巧合，当时并没有从这方面想。

　　对于这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礻韦）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礻韦）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礻韦）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谁是“潘晓”？这封信算是读者来信还是算“编”的？这些问题在当时对于编辑部来说或许压根儿就没被当成问题。然而，正是这两个不被当成问题的问题在后来给讨论带来了厄运。编辑部当时考虑的只是，这封信反映的是不是青年典型的思潮，有没有思想典型的意义，能不能引发读者的参与和思考，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社会的反响，等等。

　　很显然地，以编辑部要引发一场讨论的标准来看，经过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它既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文革”后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反思的成果，而且其《忏悔录》式的坦诚和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又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面对这样一封信，编辑部肯定已预料到它的发表将引起不小的轰动。在由马笑冬起草、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将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的预示。“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对80年代初是“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同时更传达出编辑部对将要发起的这场人生观讨论的自信和乐观！

　　然而，历史总是常常超乎于人们的想像，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潘晓讨论”也是……

　　潘晓几张纸片猛烈地搅动了生活。胡乔木亲临编辑部帮助出谋划策。“潘晓讨论”正好“热”了一个夏天。

　　夏天总是很热。和季节特点出奇地吻合，“潘晓讨论”也是“热”了一个夏天。

　　刊有“潘晓”的信那期杂志是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对于读者来信的涨势，马笑冬在电话里向我介绍得很形象：“开始几天，邮局的人是用背的那种小邮包送信，不久后就改为大邮袋了，再到后来每天都用‘蹦蹦车’。”

　　“潘晓”的几张纸片就这样似乎是很轻易地却又是猛烈地搅动了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大量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100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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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些感佩的话语一起从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还有许多钱和包裹，热心的读者们在感动和敬佩之余，没有忘记向“潘晓”这个“弱女子”献上同情和爱心。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判，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其实，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是一片叫好，基层的一些领导对这场讨论横加压制，将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把社会搅起了这么大的波澜，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侯爵良的《“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一文简直是说教。与此同时，编辑部通过政治理论部主任李禹兴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李禹兴与王任重有着几十年的编者作者之谊，他送交的这期《读者来信摘编》题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到一个月收到来信来稿两万余件》。

　　不过，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所有的担心和忐忑确实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在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可谓是吉星高照。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尔后的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甚至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6月20日，王任重在李禹兴上送的《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令编辑部感到最鼓舞的是6月18日下午，负责意识形态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的陪同下来到了编辑部。这一天天气很好，胡乔木的情绪也很好。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郭楠柠等将近3小时的谈话中，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

　　对于这次接见，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作了篇幅为一页的披露，发表了他的几段讲话──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青年们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的答案。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谁没有过苦闷和失望呢？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究竟还是在寻求答案，尽管许多现有的答案不能使他们满足。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

　　潘晓提出的问题是当前很多青年的共同问题，所以会引起这样广泛这样热烈的讨论。潘晓的问题当然要答复，但是讲干巴巴的道理不行。你要答复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的问题，首先得要同他们一道思想、感受，理解和同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然后再学会说怎样的话才能让他们愿意听和听得进。

　　我们的社会有弊病，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而且这个力量已经走向上风。……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照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这几段话说得真好，入理而且动情，充满着一个革命长者的理解和慈爱！

　　实际上，那个下午，胡乔木的讲话远不只这些，而且还有许多更精彩的内容。在长长的记录稿中，有许多段落令我在翻阅时强烈地感到此前没有披露出来真是遗憾。比如，他这样不厌其烦地为编辑部出谋划策──

　　你们的讨论要搞到年底，但按你们第6期的办法，恐怕不太容易维持。你们的第四篇文章（指《“为自我”岂能“为别人”？》），青年一看要生气的，其他几篇也比较抽象。最后一篇讲的是外国的。写文章的人都没有讲到自己的经历，没有讲到自己的事情。老发表这样的文章就不会引起兴趣，这样下去就等于把火浇灭了。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的表现。比如，说现在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可以讲。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潘晓的观点，现在的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也可以发一些。有的遭遇比潘晓还悲惨，有的现状比潘晓还困难得多，有的讲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的说在现实面前绝不投降。这样错综复杂，讨论才会丰富，这样就搞活了。……潘晓还要让她出场，还要写信，不能一声不响，沉默到年底怎么行呢？人们就会感到怪了，有人就要写侦探小说了。……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当然不要脱离总的题目……

　　又比如，他对潘晓的观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作了这样的评价──

　　一个人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为别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是允许的。在工厂劳动，劳动得好，得了奖励，受了表扬，他也为社会增加了利益。他可以是一个善良的公民，他客观上是为了别人的，因为他做的不是坏事，不是损人的。……对上述这种人不能耻笑，不能否定。但是，它还没有提到一定的道德水平上。……为多数人还未看到的一种理想去奋斗，去发明，去创造，要求付出一般人不容易付出的努力，这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能拿来作为所有的人的要求。……为个人与为别人的答案允许不同，这样才能让他觉得有希望。……通过讨论要使多数人弄懂一个道理，我不去侵犯别人是道德的起码要求。为自己和为别人是可以统一的，……为人民的利益也有为自己的一份在内……要使多数人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的，不然共产党干革命、搞四化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各个人的利益？……“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不违反我们的规范。当然也要提倡遇到别人有困难要去帮助。

　　在这里，他不仅肯定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个口号具有的合理性，而且还提出了道德是分层次的观点。这在当时说来应该算是很超前的。

　　出于尊重胡乔木不要急于下结论的意见，《中国青年》没有全文刊登他的这次讲话，但从这一天以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的开展：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8页的版面扩大到20页，而且发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的《潘晓同志的来信》；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是绝对的》一文。这篇文章编辑部本来已收到了一段时间，此前一直压着不敢发。结果发出来后果然起到了“奇峰突起”的效果，赵林也因此几乎取代潘晓成了后期讨论的主角。

　　一天比一天地热，时间就进入了最热的7、8月份，“潘晓讨论”也在这两个月里“热”到了顶点：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转发了王任重让编辑部写的给中央书记处的情况反映，并印发给了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代表；编辑部的领导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作关于讨论的报告；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际大通讯社也作了报道；国内的报刊更是报道不断；邮局的“蹦蹦车”每天仍源源不断地运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晓；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些被别人指认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人；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成天堵在编辑部提出直接采访潘晓的要求……

　　热！太热了！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或许也想到了胡乔木说过的要让潘晓“出场”的话，编辑部在征得潘（礻韦）本人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后，安排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新闻。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这一下被具体化了，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甚至也成为名言被许多人传诵：“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的命运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潘晓讨论”的夏天结束了……

　　工人日报的内刊登了两封群众来信。《中国青年》向胡耀邦“提一点意见”。胡乔木“很不愉快”。中宣部组织专家帮助“看”总结。

　　进入秋天的时候，“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其实，……她所发表的那席‘价值连城’的‘高论’，只不过是绝大多数青少年心目中也同时存在着的想法，她不过是在一个极好的时机用极好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像目前这样调动所有的舆论工具，报纸、刊物、电视等等将它夸了又夸，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是否有些过激了呢？……恳切希望快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四邻原来不知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

　　刊登这两封信的第212期《情况参考》不过只有薄薄的4页纸，其份量却一点不轻。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不几天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为了对这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个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于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长达六千余字的《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同时也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答辩。编辑部在摆事实的基础上坚持认为：（1）刊物上以潘晓名义发表的那封信，主要经历和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稿和谈话中有的，编辑部只是作了必要的整理和删节，这是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说这封信是编辑部“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2）各新闻单位对人生观讨论的报道都是从肯定鼓励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支持宣传工作青年工作进行改革的角度来谈的，没有一篇宣传过潘晓本人，也没有对潘晓的信作过不恰当的评价，舆论界并没有对潘晓“大肆吹捧”。（3）黄晓菊是以一个有苦闷、有弱点而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者的身份上电视的，那种认为一上电视就是“树”、就得是先进青年的看法是一种误解。（4）经过编辑部再次调查，黄晓菊的具体情况与邻居讲的有较大出入。

　　需要特别提出来一说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有两个细节在后来对这场讨论起到了颇值得玩味的影响。第一个细节是，为了着重说明不能挫伤青年向党讲心里话的热情的重要性，《调查报告》写了这样一段话：“胡乔木同志说：‘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难道不应该把他们伸出的手紧紧握住，然后再鼓励他们拿出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进吗？’我们是这样来做的。”第二个细节是在《调查报告》的最后，总编辑关志豪加了这样几句：“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

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关志豪现已年届七旬，在20年后我采访他时，他仍然脱口向我背出了这几句话。他说：“后来有人说我不该写这段话，但我无怨无悔。我写的没错，工人日报的《情况参考》封面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是‘内部材料，未经核实’嘛，对未经核实的东西当然不该轻易下结论。”这份《调查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关志豪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问耀邦看了没有，什么态度。梁秘书回答：耀邦看了，没说什么，用红铅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曲线。最后，关志豪一再对我说：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他保护了我们！

　　在我找到的所有资料里，有一份1980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写给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的《关于讨论胡乔木同志讲话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提到，编辑部听了传达胡乔木同志12月13日的讲话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胡乔木的这个讲话我没有找到。但从这份报告看出，胡乔木的讲话有这样一些内容：一是对《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过程提出了一些严厉的批评；二是对编辑部在《调查报告》中引用了他有关潘晓的那段话表示不满。他这样批评编辑部：“为了批评耀邦同志，当然不是说总书记不能批评，用了我的话，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讲的话是对的，他讲的话是不对的，使我很不愉快。”三是批评编辑部“对耀邦同志的批评做得过分了”。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还透露了这样几条信息：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提请团中央书记处“能通过适当形式对这场讨论作出全面的估价”，以免“这样下去会将已经取得的好成果也否定掉”。

　　事实上，在讨论如此被批评的情势下，团中央书记处根本不可能通过什么形式来作全面的估价了，惟一能做的只可能是让编辑部尽快收场，以免遭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8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第12期所发的文章再没有一篇是青年的讨论稿，群众性的笔谈实际上在第11期就戛然而止了。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受这场讨论思想影响的青年以千百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作总结。对于讨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回答青年，回答社会，回答生活本身，还是回答种种非议，编辑部不能没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才姗姗来迟地发表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整整拖了3个月？人们传说它是经过高层把关通过的，具体经过是怎么回事？

　　已经从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职位上退休的郭楠柠和她的老伴陈汉涛在家里解答了我的疑问。按照以往开展讨论的做法，编辑部最后总是约请理论界的著名专家来写总结文章。但是，这次没有哪个专家愿意写，都说这场讨论涉及的问题太广泛了，各种思想观点太丰富复杂，没有亲身参加过讨论的全过程，很难写这个总结。找不到专家，编辑部先决定由参与主持潘晓讨论工作的六七个人共同研究，结果人太多，想法差异太大，根本没法统一思路。最后社领导决定，给一个月时间，由郭楠柠和当时任文艺部副主任的陈汉涛夫妇俩开一回“夫妻店”。

　　领受了重任，郭楠柠和陈汉涛重新看了一遍讨论中发表的所有文章和内部资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然后梳理材料，提炼问题，明确观点，真正是废寝忘食地苦干了一个月，终于完成了1.8万字的初稿。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其中的第二、三部分是文章的重点，着重回答了讨论中集中争论的两个问题。

　　关于如何看待“人的价值”。文章充分肯定了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根本上说，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在客观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满足每个人正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逐步创造使每个人全面发展其品格、才能、体力和多样化个性的条件；而个人实现和提高“自我价值”的关键是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努力使“自我”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

　　关于如何对待“公”与“私”的问题。文章认为，“公”与“私”的基本关系是既统一又对立，首先是统一的，其次才是在一定条件下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因而，在通常情况下，“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是可能的，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公”与“私”出现分裂、对立时，“主观为自我”才难以同时实现“客观为别人”。“公”与“私”的问题反映在人生观上，大致可分为高、中、低三种层次：第一种是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第二种是奉公守法，勤恳劳动，养家糊口；第三种是目中无公，惟私是图。对这三种人生观的态度是，第一种信奉推广，第二种承认和超越，第三种反对。文章特别指出了要正确对待多数人容易接受的中层次人生观问题，强调不能把“提倡的”当作“必须遵循的”去要求所有的人，当然也不能因为“允许存在”就反对需要“提倡”。

　　总结文章写好后，编辑部考虑到潘晓讨论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决定送请中宣部长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于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约请了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与郭楠柠、陈汉涛夫妇一起座谈讨论了三天。几位专家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论述方式没有提出实质性修改意见，只是部分专家提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郭楠柠、陈汉涛又认真修改了一天，删去了一些有争议的语句，然后再次送给王惠德副部长审阅。

　　应该说，这篇总结文章是得到中宣部首肯的，但其观点和态度主要代表了编辑部的立场，在当时形势下已算一份难得的对潘晓讨论的公正答卷。这从文章发表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就是证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正式结束。

　　华中工学院党委告状。胡耀邦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中国青年》“编者按”公开认错。六万多封珍贵来信化为纸浆……

　　杂志上的“潘晓讨论”结束了，但人们对于“潘晓讨论”的讨论却余波翻腾。　　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除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198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这一讨论在青年中造成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至今未予澄清。因此，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中国青年》幸甚！“潘晓讨论”幸甚！幸甚的是胡耀邦施以了援手。关志豪一再说的“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的“关键时候”就是这一次。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青年报刊一些好心肠同志，为了教育青年，喜欢把一些错误的思想行为汇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然后加以评论。这种作法，过去就有。结果，反而产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损。但我们一些同志不注意接受历史教训。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批示，虽然也批评《中国青年》不接受教训，但肯定了是“好心肠”，是“欲益”，最重要的是一言九鼎地表了态“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这就使那些想“大肆翻腾”的人没了脾气。

　　不过，逃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的“清理”，但在内部“提高认识”的检查却不得不作。此时，原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已调离，新的《中国青年》编委会承担了向团中央书记处写《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的任务。在这份《检查》里，编委会自己给这场讨论扣上了几条“罪状”：一、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了、条理化了，特别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提法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造成了极坏影响；二、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开了绿灯，冲击了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给许多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和

其他实际工作带来了困难；三、使一些意志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失去生活信心，走向虚无主义道路。《检查》对这场讨论中的“平等讨论”“不板着面孔训人”也作了否定，认为这导致了“从整个讨论看，是正不压邪，反面文章说得有理有据，有文采，打动人心；相反，正面文章发得不够，并且显得干巴巴的，缺少感染力、说服力。”

　　这份《检查》自然是属于不得不自打耳光一类，而且是关起门来在“自家的大人”面前打，倒也不算太难堪。问题是这种关起门来自打耳光的检讨似乎并不能过关，为了消除“潘晓讨论”的影响，还须到大庭广众中去打给大家看看。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发表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这篇专文的四个小标题分别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划清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的界限；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最现实。从这四个小标题就不难看出，那篇经过中宣部把关的总结文章被推翻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篇专文前，编辑部加了一个“编者按”公开向社会作了检讨——

　　1980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并以此为发端，在刊物上组织读者开展《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编辑部开展这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讨论的热情也应该肯定。但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现发表《“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作为我们对讨论引导不够的一个弥补。

　　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个“编者按”就这样对潘晓讨论作了类似于盖棺的定性。

　　和这个定性一样同为历史遗憾的还有，那代表了千百万社会各界人士的六万多封信，堪称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宝库的六万多封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方法的处理，就被当成“废纸”让造纸厂的汽车拉去化为纸浆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前没有过、以后也很难再有如此壮观的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