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城外(张在元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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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乡在湖北省荆江分洪区。县城是以土堤包围的“安全区”，无穷的好奇心编织着对县城的憧憬，那是我童年时代向往的海市蜃楼。
　　当我第一次翻过土堤看见“安全区”内高低错落的砖瓦房，远比村里的茅草屋新奇壮观，当时的心情真是激动万分!
　　“城里”“城外”的概念由此开始朦胧地形成。
　　一
　　1982年，槙文彦作为东京一项国际建筑设计竞赛的评审员，由于我的设计作品“长江水晶宫”获奖而与我建立联系。三年之后，我的另一方案获奖，在授奖仪式之余，槙文彦先生欣然应约会见了我。
　　面对这位久已仰慕的大师，海阔陆远的时空之隔顷刻飞逝，槙文彦先生竟然如此亲近、坦诚!
　　这是一个极其需要对话与交流的时代。通过刊物和书籍等媒介“接触”国外建筑师，在整体形象及建筑哲学的把握方面常常出现误区和盲点，由此曾导致我们对国外一些建筑师及建筑风格的片面理解或片断复制，以至酿成一个时期乃至一个时代的地域或国家的建筑文化悲剧。此时此地，没有大师的光彩，也没有文化背景差异的鸿沟，交流的情景犹如山间清纯的小溪淙淙流畅。槙文彦先生谈话时自然、真挚地从尊重对方的表达到尊重对方祖国的建筑传统及其特征。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事实上，中国建筑与城市文脉中存在“城里”“城外”两种体系。
　　以“城里”“城外”的概念阐述中国建筑与城市的文脉及其体系形成的文化现象，在槙文彦以往的著述中并不曾见。史前或古代的城市轮廓体现出中国历史上各时代人们组织、立法、管理的意愿，也可以看出信仰和创造的激情。“城里建筑体系”的中心是宫城(城中之城)，其次是庙宇和市场；“城外建筑体系”的主体是以民居、寺庙、石窟等构成的风土建筑，所表达的自然与建筑的关系及其意义直接与天、地、人和精神相关。“城里”“城外”建筑以城墙与护城河分隔，这正是内、外两种建筑体系的“边界”。基提恩(S.Giedion)曾以建筑体系的“内部”与“外部”作为其研究建筑史的基点，一系列关于地域文化景观的论点由此而生。我在一项关于城市文化场结构研究中受基提恩论点启迪而开始导入“城市门槛”理论的含义之一为“城里”(内部)“城外”(外部)的“边界”交接处——城门，这是一处千百年来激动人心并回味无穷的以“关”为名的场所，是进城、出城、攻城、弃城、夺城、护城等首当其冲的门户空间，作为“空间领域”(城里建筑体系)的物质首先由此开口部决定。因此，显赫辉煌的城门、城楼建筑与蕴藏文学背景(或地域风土文化)的城名(及城名书法)，形成了独具中国建筑·城市文化中“内部”与“外部”边界交接处的意境与综合性气氛。
　　八世纪中国的“城里建筑体系”对非神圣化、世俗化或非宗教化进程产生了超越时代的历史作用。当时中国京城长安拥有两百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城里“建筑与人口的密度作用”所发生的城市文化共振现象，决定一个时代以“城市”为代表性的社会规模及其精神状态的特征，蕴育了一个时代卓越的思想、文学、艺术、技术、经济、外交的诞生与形成。西班牙作家及哲学家奥德加·伊·加赛(Ortegay Gasset 1883—1955)曾特别强调指出，这些现象在西方、甚至就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新的、了不起的事实”。
　　二
　　世界上再没有另一个国家象日本这样使中国人感到熟悉又陌生、感到愤慨又震惊、感到亲切又疏远!感到迷惑又难以置信!“熟悉”是因为日本也使用着一部分汉字，尽管字意、词意与发音不尽相同，但仍然存在同一文化起源的不解之秘；所谓一衣带水的邻邦，事实上中日两国文化现象发生频率及其文化震荡强度的差异越来越大，相互之间感到日益“陌生”；近代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遭受极其沉重的苦难，中国人民对此极度愤慨；二次大战后，日本抓住国际形势的有利时机，在战争的废墟上获得了奇迹般的复兴，中国乃至世界对此无不震惊；中日两国民间的频繁交流，理解与宽容使双方获得平静柔和的亲切感；然而，大和民族的保守及日本人的深奥莫测，却导致了日本与首先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疏远……日本人的措词和概念充满着年代久远的历史情感，然而却是时时令人困惑的模棱两可的丰富含义；在中国与日本之间，二十世纪的障碍之一是双方仍有一系列模糊并带有深刻民族偏见的观念。日本人一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看着中国与中国人，对于文化起源的数典忘祖是竭力摆脱中国文化影响而“脱亚入欧”，但却永远是欧洲圈外的“文化流浪汉”。中国人对此或许难以置信!
　　遥远的“遣唐史”时代留下奈良、京都的风采；但在日本建筑与城市史上充满奇异色彩的辉煌篇章却是明治维新体系中“和魂洋才”推动的建筑革命。这场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的建筑革命从整体上改革、改变了日本的国家建筑体系，形成了日本现代建筑走向世界的系列前提条件。作为建筑进展背景的国家历史状况，在明治维新(1868)前28年的鸦片战争(1840)开始，“殖民地”和“租界”拉开了中国近代建筑与城市的帷幕，以上海、天津、香港、武汉等沿海、沿江为代表城市的近代建筑整体技术水准并不低于日本。至二次大战结束，日本的建筑进展受到战争准备的经济增长刺激以及海外殖民地和侵略国家的资源补偿；但中国却一直战火连绵、灾难深重，极度广泛地缺乏维持新建筑体系诞生与形成的稳定政治与经济局势。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关联性背景所展开的两种建筑进展侧面，反映出同处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地缘建筑文化的相异演变过程。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近代建筑体系从起步至今，对其先导、形成、整理、保存、研究仍感不足。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具有历史性转折的时代见证，并在世界建筑与城市史上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
　　作为中日两国建筑界之间的误解之一，在于我们以为了解日本，或日本建筑界相当一部分人士对中国建筑一知半解所导致的不屑一顾。事实上至今中日建筑界之间的交流只是表面的接触，在相当程度上彼此并不熟悉。更有一部分日本建筑学者以文化帝国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中国建筑与城市，在所获得的片断资料前提下，在国际上对中国建筑和建筑师进行不切实际的评论，其基调无不以日本作为亚洲建筑的中心来评判邻国建筑的文化价值，而且不时流露出日本在亚洲建筑界独领风骚的神态。
　　七世纪，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并从中国全盘输入佛教，作为国家和私人的永久性建筑也是从七世纪开始，根据中国的模式在各地建立了宏伟壮丽的佛寺伽兰和僧院。1995年初夏，一位日本中年女作家出版了一部论述日本文化起源的著作，书中称汉字最初发明于日本，后流入中国；杰出的建筑技术也由古代一批批东渡匠人带回中国四处传播……此类层出不穷的日本文化“超中国”现象决非起因于浅薄自大或某种变态文化情绪，而是长期以来的一种真实的日本民族心理特征。德川时代称为国学者的本居宜长(1730—1801)痛斥对于渗透于许多日本学问之中的对中国文化的迷信，他提倡将纯本国文化加以发展。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1887—1948)认为:不管日本多么认真地从中国输入文明，但它没有采用关于世俗皇帝的思想，没有能够采纳中国的生活方式，也没有能够仿照中国建立没有卡斯特的社会组织，实际上，日本是一个独特的“日本体系”，既不属儒教，也不属佛教。这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文明的弱点。
　　朝鲜与日本同处于中国文明圈的边缘地带。日本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局部文化，并逐渐形成不同于中国的文化模式。19世纪中叶，日本进入一个“城里城外”的文化交流时代，当美国于1853—1854年打开日本门户之后，闭关锁国的日本开始从“城里文化圈”汇入“城外的世界文化圈”，力图冲出中国文明圈而融入欧美。明治维新时期的有识之士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极力主张唾弃本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它的儒家色彩，而竭诚移植西方文明。从此开始了日本近代文明的历程。这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最辉煌而又最暗淡的时代，现代日本的格局与形象逐步形成，但日本传统文明的伤逝、侵略邻国的罪恶、战灾报复的残酷摧毁……日本国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在这一奇特的日本文明“进化”过程中，作为国家空间形象的建筑与城市文化现象空前复苏、解体、模仿、复制、拼贴，于是，一批现代建筑师及其作品在此“文化动荡”的历史区间诞生；然而，同时也伴随着日本建筑文化体系中“无家可归”的文脉悲剧出演。尽管黑川纪章以“共生”和“灰空间”等学说再三解释其作品以及日本现代建筑的文化定义，然而却未能寻找到转动日本现代建筑整体的杠杆的准确支点，其理论与实际作品的符合意义并未获得本国更多建筑师的理解与信服。“我们与谁共生”?“我们追随着西方，然而西方却认为现代建筑并不属于日本。日本的一流作品并不是那些抄袭复制西方的建筑”……有些西方建筑师到东京后不愿去新宿，一群高层建筑显示了日本卓越的抗震技术与经济实力，可是这种均质化建筑现象对于日本独特的建筑文化能说明什么?!
　　这是当今日本建筑界的失望、茫然、苦闷、觉醒与探索。一群建筑师在世纪末彷徨的建筑十字路口痛心疾首:寻找日本建筑的“家”!“回去，回‘家’去”!
　　三
　　从地缘文化背景分析，现代日本既不属于亚洲，也不属于欧美，犹如太平洋中一艘漂浮不定的“航空母舰”。近年来。一批二次大战后出生的中青年建筑师发现日本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都不是日本自己的体系，传统经典建筑起源于中国，现代建筑的根在西方。夹缝中老一代日本建筑师的自信、徘徊及追求，留下了前川国男、村野藤吾及以后的丹下健三、菊竹清训等初期现代的足迹；然而，同一夹缝中的当今日本新一代中青年建筑师尤如太阳系的行星，正先后脱离太阳(传统)的吸引力而进入新的运行轨道。这种多元倾向表明一个更加独特、丰富而又困惑的日本建筑时代正在开始。
　　九十年代初，当西方建筑界“超现代意识”席卷日本列岛之际，二次大战后出生的一批中青年建筑师首先开始对过去日本建筑构成中历史及传统要素的文化内涵进行反思，其中的主要论点为:
　　·建筑文脉“无家可归”，正是有“家”的开始!
　　·没有“家”，就建立一个“新家”。
　　·纯粹从传统出发评价日本建筑的方法已经过时。尤其是今天，所谓的传统大多为现代所过滤，历史属于过去，传统即从今天开始。
　　·“脱亚入欧”制造了日本建筑的神话和历史笑柄，欧洲就是欧洲、日本就是日本。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与文化环境。“脱亚入欧”意味着日本建筑体系的衰退和消亡。
　　·日本建筑面临文化危机，靠新技术的堆砌并未建立起日本新建筑体系的文化支撑结构。
　　·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的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文化苍白的“技术废墟”。
　　·在亚洲，日本建筑师首先面临中国新一代建筑师的挑战。中国广阔的文化背景和风土资源将为中国建筑师提供优于日本建筑师的创作条件，具有丰富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问世，将成为21世纪代表亚洲的中国超现代作品。
　　一场具有跨世纪历史意义建筑文化领域竞争的帷幕已经拉开，作为日本的对手，从亚洲地域意义上而言，并不是欧美建筑师，角逐对象仍将是中国。但从另一侧面透视，在地域新建筑创作方面，中日两国建筑师又有机会展开各种合作与探索。
　　阵内秀行、三宅理一、藤森照信等日本中年学者各自组成研究中国建筑与城市的阵容，结合中国课题进行的空间人类学、东西方建筑过程比较学以及近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已获得进展。这些研究在于首先使日本建筑界全面了解欧亚大陆东部的建筑与城市文脉，尽管是同处于汉字文化圈内，但中国建筑文化的容量永远没有(也不会)被日本全面吸收与消化，来自中国的神秘感以及对中国建筑“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惑心境，使得这方面研究一度徘徊于文化结构的表层。
　　二次大战后，日本建筑体系运行的轨迹之一是竭力摆脱中国传统的“影响”及本国传统的“束缚”而加速接近现代主义。至八十年代，日本列岛建筑的“均质化”现象导致了日本城市单调贫乏、文化特征伤逝的景观。1985年，矶崎新与尾岛俊雄在一次对谈中表明:现在的东京实在是超高密度的细分化，索然无味的景观令人失望。真希望再来一次大地震而摧毁这座大都会，重建的东京肯定比现在更合理!
　　由丹下健三设计的东京新市政厅于九十年代初建成。这组被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作在日本建筑界所引起的辩论，使得一批建筑新人对巨匠手笔竟然划上前所未有的问号。这是一个在创作方法上高度“均质化”的时代，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信息+表现手段的广泛普及，为更多的普通建筑师开阔视野并建立起创作的信心与条件。作为大师在设计意匠方面的“符号更新”日益难以身负众望。富有挑战意识的建筑新人拥有名师指点的背景、扎实的实际设计经历以及对信息的敏锐把握能力和既大胆又脚踏实地的意匠探索，其作品系列正将日本建筑推向一个新的时代。
　　长谷川逸子的“第三自然”、大野秀敏的“境界意境”，伊东丰雄的“风”、安藤忠雄的“光”，小林克弘的“形”、加藤隆久的“影”，宫崎浩的“阳春白雪”、竹山圣的“清风明月”，妹岛和世的“清秀典雅”、高桥晶子的“精雕玲珑”，高松伸的“机械梦幻”、叶祥荣的“鬼斧神工”，内藤广的“返朴归真”、隈研吾的“离奇空朦”，小鸠一浩的“罗曼蒂克”、石井和纮的“深奥无穷”……如果说前川国男、村野藤吾、丹下健三、芦原义信、槙文彦、矶崎新、原广司、菊竹清训、池原一郎、黑川纪章等一代建筑师开拓了二次大战后日本建筑走向世界的途径，那么，现在的日本中青年建筑师正承前启后将日本建筑推向21世纪。他们创作的先导是哲学，创作的基础是文化，创作的经历是探索，创作的结晶是未完的形象!这是日本现代建筑整体结构体系中正在装配的“新框架”，所谓的新创作意识及表现仅仅是刚刚开始。
　　
　　大高正人
　　
　　菊竹清训
　　
　　槙文彦
　　
　　荣久庵宪司
　　
　　粟津洁
　　
　　黑川纪章
　　日本中青年建筑师的成长首先得益于老一辈的扶持。出自各名师门下的建筑新人的初期作品大都具有前辈建筑师的风格痕迹，在若干作品实践之后，并开始形成个人(或体系)特征。各种“个人(或体系)特征”起源于最初师从的前辈建筑师及个人的修养与气质，在一个充满高度竞争的信息化社会，具有“个人(或体系)特征”的作品是中青年建筑师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四
　　20世纪末，日本建筑文化逐渐脱离汉字圈的边缘进入东西方之间的中间地带。中国建筑仍然是自成一格的“城里＋城外(其中包括遍及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体系。而日本建筑已完全与中国建筑分道扬镳，从汉字圈的“城里”奔向西方，但至今却仍在寻找“城外”的立足之地。
　　印度建筑师J.柯里亚扎根本国地域文化所获得的创作上的成功，使日本中青年建筑师深为震惊和觉醒:我们的作品象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紧追不舍地跟在西方建筑师后面一知半解地套用“后现代”、“超现代”和“解构主义”，以为到达了现代建筑的彼岸，其实不然，所谓作品的文脉尤如一团乱麻，到头来这些拼凑堆砌的现代神殿只不过象是一具具毫无文化灵魂的僵尸!
　　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建筑师及其作品的文化意义始终超越不了所在地域的文化背景。一批日本中青年建筑师的经历及心境过长时期在“城外”浮游，事实上对“城里”的风土及文脉已经脱节或淡忘。他们的作品通常具有准现代流行的形式，但总有昙花一现之感，因为在历史的层面中没有根源。所以在建筑文脉的轨迹里由于无法获得认同性而难予肯定。
　　1992年秋，有一次与槙文彦先生谈话。当我们谈到建筑文化的本质意义时，槙文彦先生特别强调建筑师所属本地域的风土和文化背景。他说，当我成为哈佛大学建筑学院的准教授之后，不仅没有被职位的优厚待遇所陶醉，反倒开始冷静地思考作为一位建筑师及其作品的真正的价值与意义——这就是只有在日本，才有真正地属于我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创作土壤。于是，36岁时我辞去哈佛教职回到故乡东京。当时正好接受朝仓家族委托代官山集合住宅区设计，这项工程连续作了25年，体现了四分之一世纪我的设计求索经历和东京代官山新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对于任何一位具有国际化时代背景的建筑师，在经历了“城外”的漂流之后，眷恋的“时空领域”常常是在文化定义上属于自己的“城里”的那片土地。因为人生瞬间，真正了解、真正熟悉、真正亲切、真正感动的还是具有血缘、地缘、人缘和时缘的“城里”。槙文彦(日本)、J.柯里亚(印度)、J.拉斐尔·莫勒奥(西班牙)的成功首先在于从“城里”到“城外”、再从“城外”回到“城里”。将作品置于所在地的文脉和风土之中，让作品保存风土的特性。
　　条条大路通长安。进城!
　　条条大路通罗马。出城!
　　重新思考和探索“城里”故乡性与“城外”异乡性建筑的意义。
　　在两个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建筑进展正在广泛地进入“城里”+“城外”过程。我们比以前更意识到人的世界性，现代生活使人超越国家这个概念之上，媒介时代为人们建立更广泛的相互联系，21世纪的建筑将进入全球阶段，“城里”故乡性与“城外”异乡性建筑成为建筑学的复合单元，各地域建筑只是其中的各种断面。建筑历史囊括整个人类。
　　日本中青年建筑师几乎走遍世界，他们经常游学于“城外”，与国际上前卫建筑师及其作品一直保持平行状态。
　　中国中青年建筑师大多尚未走遍全国，更有数辈常年居留“城里”，对“城外”世界只能隔岸观火或望梅止渴。
　　所谓现代建筑，仅其技术构成已高度细分化与集约化。任何一座准现代建筑的设计与建立，基本支撑是独具一格的意匠表现、高效益的技术体系与严密的管理系统工程，这些信息已很难单纯地以各种印刷品传达，从根本上需要参与者及投入者实地进入体系。“城里”开花“城外”香，有机会在“城外”游学或工作的留学生，应实地进入各种相关的研究、设计、施工组织工作一段时间，经风雨、见世面，获得经验、开阔眼界、建立网络。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城里”与“城外”交融的时代。21世纪，中国建筑师及建筑的世界性和国际性将逐步改变“城里”“城外”的隔离状况，中国建筑师将同时在“城里”“城外”两栖作战，跨国型设计事务所将“城里”“城外”的工程设计连成一体，跨国型建筑大学的毕业生可到“城里”“城外”任何一地就职，跨国型建筑公司的工地遍及“城里”“城外”世界各地……
　　自15世纪以后，欧洲的殖民帝国将欧洲文明推向“城外”，从美洲、非洲到澳洲，无不受殖民文化的传播而诞生本国年轻的文明。然而，尽管中国也曾遭受殖民帝国的侵略，但中国文明从未被征服。无论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和租界，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吞噬中国文明均成为一枕黄粱。在浩翰的历史长河里，中国文明缓慢地演进，充满了辉煌与悲壮的兴衰，在进入21世纪之际，作为中国文明的标志之一——建筑，其文化结构体系正发生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将迎来中国建筑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城里”＋“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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